没有惊喜，只有意外

  认知吝啬鬼 ，指的是一个人接受外部信息时的出发点不是信息本身的正确、权威与否，而是这个信息对于他来说是最容易接受的，最容易理解的。出自《认知操纵》。 《认知操纵》这本书是关于宣传的，它的副标题就是“宣传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作为一个认知吝啬鬼，最容易成为宣传的操作对象。如何避免成为一个认知吝啬鬼呢？通过教育，提高思辨能力，或者通过学习劝导术，提升理解和觉察宣传的能力。

野口悠纪雄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是日本最早提出“泡沫”警告的人。他的《 战后日本经济史（从喧嚣到沉寂的70年） 》写了战后日本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的过程，中间还穿插讲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可读性非常强。其中日本经济的起起落落，值得深思。 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写的现象与此时的中国何其像。众所周知，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而中国还在重复日本的错误。 日本经济为什么会衰退？作者认为，是因为40年代的战争体制一直把持着经济领域所致。所谓的战争体制，就是靠国家的统制进行经济的管理，就像我们曾经有过的计划经济、美国罗斯福的新政。这种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一旦历史条件过去，世界进入一个扁平化的信息技术时代，这样的体制就会严重阻碍国家的转型与发展。 反观中国，近年市场经济的退却和国营经济的扩张，使得经济越来越畸形，越来越扭曲，泡沫越吹越大，但没人知道是泡沫，直到泡沫破裂的那一天。

福泽谕吉是开启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大师，也是积极推动日本“脱亚入欧”的人物，对现代日本的思想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日本万元纸币上的人物，就是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自传》是福泽谕吉根据自己口述的速记稿加工整理而成，反映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被日本列为国民必读书目，也是日本自传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关于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现在有的人说是军国主义的源头，实在不敢苟同。在当时的日本，本来就有儒学和兰学（西学）的斗争，而儒学的僵化、一味地排外、漏洞百出，实在不能得日本年青人的欢心。而兰学首先在医学上证明了自己的正确和中国文化的错误，这就吸引了日本人不断地探寻西学，直到发现一个新天地。而福泽氏脱亚的思想，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当然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日本也是有很大的阻力的。一个最大的阻力就是所谓的“攘夷派”，他们视西方为洪水猛兽。但也是这些人，因为幕府与西方的交往，开始反对幕府，反而间接促进了幕府的垮台。  如前所述，井伊直弼已遭暗杀身亡。文久二年（一八六二）一月十五日，幕府大臣安藤信正于阪下门外遭水户浪人袭击受伤。据说凶手之一逃到长州藩的江户行馆，当时我才留意到，原来长州藩也加入了攘夷派。总之，日本国内攘夷风气如日中天，已经不可遏止。 然而对我而言，攘夷论只是别人家的事，我本身不觉得有危险。我在大阪的学堂时，不可能被暗杀；在江户时，我也自认为没有敌人，因此不觉得可怕。然而此次从欧洲归来，情形已完全改观。与外国做贸易的商人为了自身安全起见，甚至关起门来。浪人充斥街头，他们住在何处、从事什么工作都无法得知，只见他们在街头四处闲逛。连与外国贸易的商人都关起门来，何况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洲文物制度的人，在攘夷论者的心目中，等于欺瞒世人的卖国贼，因此这些浪人的矛头指向洋学者。  我们又没犯什么罪，真是无辜。我们要退缩到何种地步才能消除他们的仇恨呢？我想不管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最后只好丢弃洋书，与他们一起高唱攘夷论，向他们低头道歉，他们才会原谅我们吧。这种事我们当然做不到。  我们若是我行我素，浪人便对我们越加施压。有一个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名叫手冢律藏，他到长州藩的江户行馆，无意中提到外国的事物，结果行馆中的年轻武士拔起刀来想杀他，手冢飞也似地逃之夭夭。然而年轻武士仍不放过他，拿着武士刀在后面追赶。手冢被逼得走投无路，尽管当时天气严寒...

赛珍珠。这个人挺有故事的。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因此对中国也很了解。她出生在一个在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家庭，却对外国传教士不赞一词，说他们是喋喋不休的伪君子。很多中国的文化名人是她的朋友，比如胡适、林语堂、徐志摩等。尤其是林语堂，因为发明中文打字机破产，向赛珍珠借钱而不得，于是就恨恨地说“看穿了一个美国人”。赛珍珠解放前亲中共，后来对中共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作品解放后在中国受到打压，甚至在中美建交时要访华，也被江青阻碍。原因是赛珍珠支持一个叫王莹的演员，而这个演员在争夺电影《赛金花》主角的斗争中击败江青，江青怀恨在心。 《大地》：  安徽出生的贫苦农夫王龙，娶了村里地主黄家的丫鬟阿兰。阿兰虽不美丽，且个性木讷，但吃苦耐劳，还生下两个儿子。结发夫妻一起耕耘，迎来了土地丰收，连年的好收成甚至让王龙有积蓄买下家业日败的黄家肥沃的土地。偏偏在富裕临门前，天灾降临，王龙不得不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南城，靠着乞讨与拉车，苟延残喘地在城墙边过日子。正当生活陷入泥淖的时候，战乱发生了。王龙意外地从被盗贼劫掠的大户人家中抢得银两，启程回家，用那些意外之财买了牛、种子、犁田的器具，重振家园。年年丰收的王龙，持续买进更多土地，逐渐成了村里最大的富豪。生活富足起来的王龙开始上酒楼，大肆挥霍，还在阿兰眼下娶了位酒女荷花作姨太太。直到天灾再临…… 《儿子们》： 当灾祸过去，家园复苏，孩子也不知不觉长大成人。《儿子们》以王龙的死作为开场，讲述王龙的三个儿子的命运。王老大个性软弱懒散、喜好女色却惧内，是名义上的地主；王老二从小被送入粮行当伙计，懂盘算会做生意，他重利轻义甚至不断收买哥哥和弟弟的土地，成为城里有名的大掌柜。原本王龙最期待接下农务的三儿子王老虎，因为一个丫鬟与父亲决裂，投身军旅。王老虎谨慎、不近女色、不滥杀无辜，在军阀混战间历经荣辱浮沉，成了令人尊敬的大将军…… 《分家》： 王龙的孙辈们离开耕作与土地，已是地主后裔的他们移居到当时工商业最发达、思想最活跃的沿海城市——上海。王老虎的独生子王源因不堪军阀父亲严苛的军事训练而逃营回乡。战乱又起，王源辗转坐上了开往美国的船。美国地大物博、农业发达，在经历美国姑娘爱情的洗礼之际，两地无家的王源走向未知的命运…… 大地：三部曲（全3册）azw3，mobi下载

为一座城市做记录，或者写一部关于城市的传记——我看书不多——还没有能写得很好的，  大多数关于城市的书籍，似乎都变成了关于地理、历史（政治的，经济的，大人物的）制度的堆砌，然而一座城市之所以是一座城市，不应该是它熙熙攘攘的人流、叫卖声起伏的商摊和它或叫人欢喜，或叫人厌恶恶心的日常吗？一座不关心人的城市，注定会消失。同理，一本不关心人的关于城市的书，也不是一本真正的好书。认识一个城市，就要去观察它的人，观察在这座城市里出生、成长、死亡的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只有这样，才能对这座城市的命运有一个大概的把握。否则，其他所谓的城市记录，都不过是浮光掠影、皮毛。 对一座城市的记录，目前我看到的最好的是爱德华·赛登施蒂克的《东京百年史》。作者本身是日本研究专家，又长期生活在日本，对城市细节的关注让这本书活生生地展现了东京从幕府时代的江户变成今日之东京的过程。在这期间，有人欢喜有人忧。作者通过几个日本人、几个外国旅行者的眼光，捕捉城市变化的细节，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日常的描写，读来让人感到身临其境，欲罢不能。作者通过城市本身的变化，刻画出来了在城市生活的人的变化，让人不觉得还想进一步了解关于日本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一本城市传记的成功之处。所谓的对一座城市的记录，其实是对人的记录，首先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还有这个国家的人。 还有另外一本书，是关于圣彼得堡的，是乔纳森·迈尔斯的《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这本书也是对圣彼得堡这座奇幻之城从无到有，从盛到衰的记录。相较于《东京百年史》，这本书作者更多的是从时代的风云变幻方面进行的，虽然语言幽默，叙事流畅，但从效果来说，好像并不能让人真正认识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原因还是缺少对城市主人的日常关注。 回到中国，对于一个地方的记录，我们有的是资料，比如各种县志、府志之类的，只不过是大事记年表，记录的是一个个死去的城市。但有一本书，叫做《东京梦华录》的，倒是记录了大量关于人的方面，让我们知道北宋时的开封，是怎么一个样子，北宋时的城市是怎么一个样子。 所以，其实一切的文学，都是关于人的记录。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 惠王曰：“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愿子为子主计之馀，为寡人计之。”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於王者乎？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 这就是坐山观虎斗的故事。 文言文不好看，我来翻译翻译。 还是在战国的时候，东方的韩国和魏国因为粮食的问题，几乎到了要打架的地步。原来韩魏两国日常贸易，主要是粮食。有一天魏王突然觉得，两国来来往往多年，魏国不见更加强大，韩国倒是有一日千里的趋势，其中必有蹊跷。魏王是一个很关心霸业的人，以前就因这个问题请教过孟子，说什么寡人对贸易之事，尽心尽力，可为什么还是越来越穷了呢？结果孟夫子一顿胡扯，谈了半天大道理，令魏王很失望。 终于有一天，魏王茅塞顿开，魏国之所以越来越没落，是因为被人占了便宜。就拿和韩国的贸易来说吧，韩国人来魏国，一开始是买粮食，后来就不买了，原来他们偷了魏国粮食的种子，自己回家种去了。不但自己种，后来还返销到魏国，这领魏国的收入大大减少。魏王弄明白这回事后，就找韩王理论，要求两国进行公平贸易，否则就要对韩国出口到魏国的粮食征收“舶脚”，就是关税。韩王刚刚登基，八面威风，哪受得了魏王这般羞辱？于是也要对魏国的粮食征收舶脚。就这样，两国闹个没完没了。 韩王一边与魏王闹，一边想着西方的秦国。原来魏国多次与秦国发生不愉快，韩王就想着拉拢秦王，东西合力，击败魏国。主意已定，韩王就抽身去了秦国，随身还带了不计其数的礼物，只为了讨秦王的欢心。秦王看见韩王来了，就设了盛大的宴会，请了一些小诸侯作陪，热烈欢迎韩王的到来，盛赞韩王是不可多得的英主，将来是要一统天下的。韩王听了飘飘然，觥筹交错之际，差点摔倒在地，幸亏秦国的卫士眼疾手快，一把拉住，才站稳脚跟。 秦王给足了韩王面子，但主要的事情，即秦韩联合，秦王却没有一个口信。韩王有点着急，就找了一个叫陈轸的去找秦王说项。原来这个陈轸，以前是韩国人，后来离开韩国移民到了秦国。陈轸见到秦王，就说，现在魏国和韩国正闹得不可开交，魏国一向和...

加藤阳子的《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属于通识读物，而且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在书的正文开始前，作者与学生讨论了历史这一学科到底有没有用，是一门科学还是不靠谱的玄学之类的问题。认为历史学不靠谱的人认为，历史研究的是个别的人和事，不具有真理性，因而不具有对社会的指导意义。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的人人认为，历史研究的并不是个别的人事，而是隐藏在这些人事中的规律，既然是规律，就像科学规律一样，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且不说历史到底是什么，作者提到历史的教训，举了苏联为何会选择斯大林的例子。 列宁之后，谁来领导苏联呢？当时看起来最有望的人选非托洛茨基莫属。因为托洛茨基是一个集军事天才与政治才能于一身的人，个人魅力也十足。但最后来自乡下的默默无闻的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衣钵，托洛茨基最终出局。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说，原因就是当时的俄国人吸取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法国大革命中，军事天才拿破仑横空出世，最后夺去了共和国的领导权，最终加冕为皇帝。他们认为，由一个极具领袖魅力的军事天才来领导苏联，难免不会重蹈法国大革命的覆辙。所以，权衡利弊后，只能选择乡巴佬斯大林。 但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它并不会按照人为设定的走向发展。在20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大搞恐怖统治，百万人死于非命，这恐怕是比出一个专制皇帝更可悲的事情。

1922 年 10 月 30 日，墨索里尼从米兰搭乘过夜卧铺火车在上午十点五十五分抵达罗马。他是受国王之邀到首都接受义大利总理任命并筹组新内阁。 在一小群卫兵陪伴下，墨索里尼先在萨佛亚饭店停留，然后穿上黑西装、黑衬衫与搭配的黑圆顶硬礼帽，得意洋洋地走到国王的奎里纳莱宫。 罗马充斥著骚动的谣言。有几群法西斯党人──许多穿著不成套的制服──在市区街头乱窜。墨索里尼深知这种景象的威力，大步走进国王的大理石地板寝宫问候他，「陛下，请原谅我的穿著。我刚从战场过来的。」 这就是墨索里尼传奇的「向罗马进军」的开端。大批黑衫军越过卢比孔河从义大利自由党国家夺权的形象，变成了法西斯党的经典，在 1920 到 30 年代的国定假日和小孩教科书裡不断重播、散布。 墨索里尼也帮忙吹捧了这个神话。当天进入罗马之前的上一站，他考虑过下车在卫兵簇拥下骑马进城。虽然最后放弃了这个计画，事后他拼命吹捧自己崛起掌权的传奇是，以他自己的措辞，开启法西斯新时代的「革命」与「起义行动」。 其实真相比较庸俗。大多数墨索里尼的黑衫军经常粮食不足又没武装，在他受邀担任总理之后才赶到。全国各地的法西党人很危险，但墨索里尼的夺权阴谋并不是革命。 他利用他政党的三十五票国会席次（全国五百三十五席）、分化现有体制的政客、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与三万名黑衫军的暴力威胁，赢得了怯懦的艾曼纽三世国王注意，以为墨索里尼是崛起的政治新星与弭平骚动的办法。 随著任命墨索里尼之后政治秩序恢复与社会主义退潮，义大利股市高涨。自由党体制派的政客大老，像乔凡尼．乔利蒂（Giovanni Golitti）与安东尼奥．萨兰卓（Antonio Sa l andr a），都不禁讚赏局势的变化。他们把墨索里尼当成有用的盟友。但就像伊索寓言裡的马，义大利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嚼子和马刺」控制了。 这个故事的某些版本在上个世纪的全世界不断重演。一群政治素人，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巴西的杰图里欧．瓦加斯（Getulio Vargas），祕鲁的藤森（Alberto Fujimori）和委内瑞拉的乌戈．查维兹（Hugo Chavez），都以同样的道路掌权：从内部，藉著选举或跟有力政客结盟。 每次，精英人士都相信邀请分享权力能够约束外来者，导致主流政客重获控制权。但他们的计画出错了。野心、恐惧与失算的致命组合一起把他们带向同样宿命的...